成人言语输入对儿童早期单词获得影响的个案追踪
陈杰 Setoh Peipei 孟祥芝 TardifTwila2(1北京大学心理系,北京100871）(2DepartmentofPsychology,University ofMichigan,美国)(3Department of Psychology,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新加坡)(4Department of Psychology,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Urbana-Champaign,美国)
摘要 追踪观察一名婴儿(6~20个月),分析其中看护者的言语输入特征及婴儿早期词汇获得的发展变化。主要对成人言语输入中动、名词比例、单词在句中的位置、具体环境等因素及婴儿早期动、名词理解和产生等方面进行探讨。结果显示,成人言语输入中动词比例显著高于名词,更多动词位于句首或句尾使得主语和宾语省略;同时,这种动词优势的输入特征促进儿童早期动词获得,使得婴儿早期语言样本中动、名词理解相对比例与成人言语输入一致。这一结果表明,婴儿词汇发展初期就已经利用言语或社会线索,同时这种早期词汇组成中较高的动词比例进一步支持“名词优势”理论存在跨语言差异。
关键词 成人言语输入;动词优势;CLAN
分类号B844
1前言
儿童早期词汇发展是非线性的过程。在语言产生初期(12个月左右),单词获得非常缓慢;但是到19个月,词汇飞速增长,进入“单词迸发阶段”(wordspurt)，(Hollich,HirshPasek,&Golinkoff,2000;Tardif,Casasola,Choi,&Meng,2006)。目前关于儿童早期词汇学习存在很多理论,但这些理论往往只强调词汇发展的某一单一机制,没有考虑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例如,原则限制理论
(constraints/principlestheories)强调词汇获得的先天认知策略,认为儿童天生具有一些偏向,帮助缩减
单词可能意思的范围,从而促进单词获得(如:whole object assumption,mutualexclusivity,taxo-nomicassumption等)(陈杰,Tardif,孟祥芝,2007;Golinkoff,Mervis,&Hirsh-Pasek,1994;Tardif,Ca-sasola,Choi,&Meng,2006)。然而这种认知偏向很难解释不同文化或个体间的语言发展差异。与此相反,社会语用论(social-pragmatictheory)强调社会、语言环境对词汇发展的作用,提出儿童并不是通过一些偏向去猜测单词的意思,而是成人通过猜测儿童的注意焦点从而提供适当的单词(Nelson,1988)。虽然这一理论可以解释词汇获得的差异性,但对不同语言中存在的类似倾向说明不足(Born-stein,Cote,Maitalet al.,2004)。另一种理论是联结主义的观点(associationisticview),认为单词获得是一种直接的匹配。儿童通过发现单词与参照物同时出的频率来积累词汇。这一理论虽然没有直接强调成人的言语输入和环境的作用,但这种词-词(word-to-world)匹配是需要通过观察和丰富的语言环境来实现的。以上三种理论虽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分析儿童如何获得单词,但都无法解释不同阶段中词汇发展的差异。最近提出的生成联合模型(EmergentistCoalitionModel,ECM(Hollich,Hirsh-Pasek,&Golinkoff,2000)融合了多方面因素来解释词汇获得和迸发现象。这一理论认为词汇获得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生成产物,其中包括认知限制、社会语用以及一些注意机制。在词汇获得的不同阶段,每个因素的权重是不同的,而儿童倾向使用的原则是从不成熟(attentionalcues)到成熟(socialcues和linguisticcues)的过程。虽然一些实证研究已经发现儿童早期词汇发展过程中线索使用的不平衡性(Fernandes,Marcus,Nubila,&Vouloumanos,2005;Hirsh-Pasek&Golinkoff,1996;Hollich,HirshPasek,&Golinkoff,2000;Naigles,1990;Pru-den,Hirsh-Pasek,&Golinkoff,2006),但是目前Tardif等研究发现,在语言发展的最早阶段(0~10个单词)仍然存在跨语言差异(Tardif,2006),这些差异与言语输入特征相关而并不是知觉线索可以解释的,因此对ECM和认知偏向理论提出挑战。
Tardif等人分别对8~16个月的英语、普通话和广东话婴儿进行MacArthur CommunicativeDevel-opmentInventory(MCDI)测量,结果发现早在婴儿0~10词阶段已经存在词汇获得的跨语言差异:名词优势并不是普遍存在的,汉语儿童早期词汇中动词比例要显著高于英语儿童。可见,以上各种理论虽然可以从不同角度解释儿童早期的单词学习,但对于词汇获得的跨语言差异现象却没有一致的看法,而其中动、名词获得优势仍是跨语言研究的核心内容。
名词优势一直是儿童早期词汇获得的争论焦点(Au,Dapretto,&Song,1994;Bates,Marchman,Thaletal.,1994;Choi&Gopnik,1995;Gentner,1982;Kim,McGregor,&Thompson,2000;Tardif,1996;Tardif,2006;Tardif,Gelman,&Xu,1999)。例如,Gentner最早提出一个自然分割(naturalparti-tions)假设,认为儿童先天就可以在知觉和概念上区分具体概念(如人物、客体)与谓语概念(如行为、状态改变或因果关系)并且具有名词获得优势(Gentner,1982)。另外一些研究者却认为早期词汇获得与先天的认知偏向关系较小,更多依赖语言的结构特征和输入线索,因此成人言语输入特征会很大影响儿童早期词汇获得(Choi&Gopnik,1995;Tardif,1996;Tardif,2006;Tardif,Gelman,&Xu,1999)。虽然很多研究发现大部分语言中名词获得要早于动词,对于汉语和韩语的研究仍然发现语言特异性(陈杰,TardifT.,孟祥芝,2007)。为什么儿童词汇发展的最早阶段就出现跨语言差异,是否他们很早就可以利用语言线索而不仅仅依赖知觉和注意呢？
Maguire等人最近利用ECM和SICI(Shape,Individuation,Concreteness,andImageability)连续体来解释儿童早期词汇中出现动词的现象(Maguire,Hirsh-Pasek,&Golinkoff,2006)。按照这一理论,词汇获得差异并不仅仅存在于词类间(动词或名词),同一词类内部也有不同。决定某一单词获得是否困难并不取决于单词所属的词类范畴,而与对应参照物的具体性、突显性等因素有关。因此,大多数语言中动词获得之所以困难在于它们处于SICI连续轴中更抽象的位置。对于另外一些语言(如汉语),早期出现的动词往往更为具体,在知觉上更容易获得。除了知觉线索,词类获得的差异也很大程度受到语言结构特征和输入方式的影响(Bornstein,Cote,Maitaletal.,2004;Tardif,Shatz,&Naigles,1997),如汉语动词往往省略主语或宾语,使得频率和位置具有优势。
一些研究已经对儿童早期动词获得的知觉偏向进行了探讨,发现这些动词相对后来出现的动词在知觉上更容易获得(如“吃”、“跑”要早于“想”、“愿意”等),出现的环境更为具体(Snedeker&Gleitman,2004;Tardif,2006)。此外,针对可能利用的语言线索,部分研究者也很早就关注言语输入与儿童早期词汇发展的关系。例如,Goldfield曾对12对一岁婴儿与母亲的交流活动进行观察,发现母亲在游戏场景中说出的名词比例高于动词,而这一差异与孩子
说出的单词比例有显著正相关(Goldfield,1993)。Tardif对英语、意大利语和汉语儿童与母亲自然交
流的样本进行分析,发现母亲言语输入中的动、名词比例与儿童自发说出的动、名词比例非常一致,而且不同语言存在很大的差异:英语母亲更强调名词,且名词更多出现在句尾,而汉语母亲动词的频率更高,出现在句尾的比例也更大(Tardif,Shatz,&Naigles,1997)。与此类似,Choi和Gopik及Kim的研究也发现英语和韩语母亲的言语输入与儿童早期词汇获得的一致性(Choi&Gopnik,1995;Kim,Mcgregor,&Thompson,2000)。
虽然这些研究通过自然观察的方法客观地记录成人言语输入与儿童早期的动、名词比例,但都无法考察儿童词汇获得的发展趋势。同时,一次场
景中的观察结果存在偶然性,而长期追踪更能发现其中的规律和稳定性。即使Choi和Gopik的研究对婴儿进行了纵向追踪(14~20个月),但也仅仅涉及儿童本身的词汇发展历程,没有从纵向发展的视角分析成人言语输入对儿童词汇获得的影响。另外,韩语特征与汉语完全不同,即使二者都存在动词优势。韩语的句法结构是主语－宾语－谓语(SOV)形式,动词更多出现在句末,因此更加突显(大量研究发现位于句末的单词更容易被孩子注意和学习)(Bornstein,Cote,Maitalet al.,2004;Casell etal.,1995;Goldfiel,1993;Snedeker&Gleitman,2004;
Tardif,Shatz,&Naigles,1997)。但是汉语本身的句法结构是SVO形式,因为输入时常省略主语和宾8期陈杰等:成人言语输入对儿童早期单词获得影响的个案追踪717语才使得动词的位置更为突出。因此对于汉语成人言语中动词出现的位置进行分析更能看出输入信息对于儿童早期词汇发展的影响。本研究拟采用对个案进行追踪的自然观察法,考察以下问题:
(1)检验汉语成人言语输入中动词和名词比例是否存在差异,并分析其原因。
(2)成人语料中的动、名词比例和句法结构是否随时间和场景变化。
(3)汉语儿童早期词汇中动词和名词比例是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与成人言语输入是否一致。
由于要考察成人言语输入的特征和稳定性以及儿童早期语言的发展变化,本研究采用个案追踪的方法。纵向追踪可以全面、稳定地发现成人言语输入的规律并且可以记录儿童早期语言的发展过
程。另外,本研究完全在自然环境中进行,获得的语料更接近真实而不是由实验控制。虽然个案研究样本较少,但能产生更细致真实的观察结果,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基础和切入点。
2研究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对一名女性婴儿(DD)进行每月一次的追踪,从单词理解初期(6个月)到进入单词迸发阶段(20个月)。由于我们的研究关注成人言语输入对儿童早期词汇发展的影响,被试包括DD以及她的抚养者(追踪中成人抚养者为母亲,父亲和祖母)。DD生于北京,知识分子家庭。出生时体重3450g,身高52cm,无任何生理疾病。追踪过程中,DD在10个月说出第一个单词;14个月可以说出16个单词;17个月开始词汇量已接近100。整个发展过程处于正常水平。母亲为北京本地人,本科学历;父亲是河南人,研究生学历。父母间以及与孩子交流都使用普通话。
2.2研究材料
除了自然观察,14个月开始对DD进行词汇测量。测量采用MacArthur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Inventory(MCDI)量表的汉语版本,为Tardif等人修订(Hao,Liang,Wang etal.,2004a;Hao,Liang,Wang etal.,2004b;Liang,Hao,Tardif etal.,2002;Liang,Hao,Tardif etal.,2003;Tardif,Fletcher,Zhang,Liang,&Zuo,inpress),用以评估语言理解和产生。MCDI量表包含两种:在14~17个月时使用“婴儿沟通发展问卷”,评估婴儿对单词和手势的理解和产生,适用于词汇量较小(<150word)的孩子;18个月开始,使用“幼儿沟通发展问卷”,涉及一些复杂的语法或句子,因此适用于已经可以形成多个单词联结的幼儿(通常18~30个月)。婴儿量表涉及20类单词,包括象声词、人名、动词、身体部分、动物、形容词、玩具和其它虚词等,分为“不懂”、“听懂”和“能说”三个选项;幼儿量表包含24类单词组成,只分为“会说”和“不会说”两项。
2.3程序
正式拍摄前实验者与被试进行几次熟悉接触,使得被试可以在实验过程中尽量表现自然。被试从6个月11天开始接受每月一次的观察拍摄,每次历时一小时。实验开始前研究者将研究目的与内容很详细地介绍给DD父母,使他们可以在实验阶段尽量保持“自然”。同时,家长填写了一份“活动记录表”,确保每次上门孩子都处于清醒活动状态。整个观察集中在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左右,包括游戏、读书、吃饭等不同场景。从14个月开始,父母在拍摄结束后填写CDI问卷,耗时20~30分钟。每次拍摄付给被试100元报酬。本次分析抽取其中七个时间样本,(6months 11 days、9 months 29 days、10months 27 days、12 months 27days、15 months1days、16 months 26 days、19 months5days),原因主要包括代表性、样本质量、成人数目、观察地点等因素,选取可以代表婴儿语言发展的关键时间段,并且尽量选择父母都在家中并且与孩子较多交流的样本,使得语料充分并且外界噪音干扰较少。样本1为观察的起点,并包含大量的言语交流,因此较适合作为研究的基础样本;10个月开始,婴儿说出第一个单词,因此作为第二个分析样本;此后,婴儿词汇增长迅速,因此以两个月为间隔,选取其余5个时间样本;另外由于最后三个样本包含不同的场景信息,对于我们进一步分析具体场景提供帮助。拍摄器材为Sony21EDV摄像机,采用SP模式(DV长度为60分钟,较清晰)。拍摄过程中研究者避免与孩子有任何交流,包括言语甚至表情和眼神,距离大约3~5米。环境要求尽量没有干扰声音,例如洗衣机、电视机、喧哗噪音等,也较少进行户外拍摄。
2.4转录
录像材料通过CLAN程序(Computerized Lan-guageANalysis)转录成为CHAT格式以便后来分析(MacWhinney,2000;温志军,胡瑰玲,2001)。CLAN程序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CLAN编辑,用于把文件转录成CHAT或CA格式;另一个部分是一系列数据分析程序,对转录文件进行加工、分析并自动输出结果。转录每个时间样本需要10~15个小时,其中包括初次转写、再次校对、CHECK命令检验、修改等过程。转写内容包括录像中出现的所有声音、动作,即孩子周围与言语相关的全部输入。平均每个时间样本包含5％难以清晰辨别的言语输入。
2.5编码与分析
虽然转写过程记录了所有出现的声音刺激,本研究只涉及其中成人(父母和阿姨)与孩子进行交流的言语输入,进行以下几方面分析。
2.5.1词类分析对通过CHECK命令后的转录文件首先进行词类分析,采用MOR命令自动从词典中给每一个单词标明词类,通过POST命名从多种可能词类中选取适当的一个,正确率达90%~95%。之后,手动进行检查和修正,进一步确定准确的词类。对于词典中没有包含的单词按照汉语词性自行分类,此词类分析通过三位专家的检验。
2.5.2频率经过MOR处理后的文件可以进一步进行词频分析和句法分析。本研究通过Freq命令计算出每个时间样本以及全部样本中的名词和动词比例(包括type、token和type-tokenration)。Type指不同单词的数目,Token是单词出现的总次数,Type-TokenRatio(TTR)指单词种类与所有出现总数的比例。例如样本中出现两“跑”,type就为1,而token为2,TTR为0.5。通常一些研究者报告“名词偏向”结果时使用的都是type这一指标,但由于成人言语中的Type和Token频率都与儿童早期词汇组成有很大相关(Goldfield,1993;Tardif,Shatz,&Maigles,1997),二者结合更能给看出输入语言的特点。
2.5.3单词位置 不同语言研究都发现单词在句中的位置与获得的难易程度有显著相关。例如,意大利语名词相对动词更多出现在句尾,而儿童早期语言中的名词组成也多于动词(Casell,1995);在汉语中,动词更多出现在句首或句末位置,相应地,汉语儿童的早期语言中动词比例高于名词(Tardif,Shatz,&Naigles,1997)。本研究希望进一步探索成人言语输入中词类差异的深层原因,因此对于单词位置的检验尤为重要。句末动词(finalverb):句末动词结构反映了汉语句法的特殊性,是宾语省略的结果。句首动词(finalverb):句首动词结构也反映了汉语句法的特殊性,是主语省略的结果。独立动词(oneverb;v):句子只有一个动词组成(“来！”)与动词相对应,本文也检验名词在句中的位置。
2.5.4词素结构分析 主要分析成人言语输入的复杂性,计算每句话包含的词素数目,即themeanlength ofutterance(MLU)。由于DD在研究阶段大多处于语言理解期和单字产生期,MLU只针对成人言语输入进行分析。
2.5.5具体场景分析 Tardif等人指出成人的言语输入很大程度受到观察场景的影响(Tardif,Gelman,&Xu,1999)。例如,Fu等人发现英语母亲在与孩子游戏的15分钟内说出的动词比例显著高于名词,而Goldfield的研究显示母亲在游戏场景说出的名词多于动词,非游戏场景下动词多于名词。对于这一冲突结果,Tardif等人认为与游戏场景的安排和刺激使用有关,后者场景中提供的刺激材料可能更容易引起对客体的命名。因此,Tardif等人采用两种语言被试,在观察场景完全控制的条件下测量成人和孩子的言语产生。结果发现,无论英语还是汉语被试,在阅读场景下说出的名词显著多于动词,而游戏场景恰恰相反。鉴于观察场景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本研究试图分析被试在不同场景下的言语交流,希望发现其中的差异。因此,最后三个时间样本中的三个场景(认图、吃饭和游戏)被再次进行言语分析。选择最后三个样本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三个样本分别包含不同的三个场景;其二是DD在后三个样本中言语输出明显增加,可以更好地分析成人与孩子的交流。
2.6 MCDI量表分析
MCDI量表分析包含对动、名词比例的统计。婴儿量表中包含78个动词项和188个名词项。名词项涉及更具体的范畴,包括食物、身体部分、动物、用品、玩具、衣服、家具、外面的东西和车9类。本研究考察被试对全部动、名词理解和能说的比例。其中单词理解包括量表标记的“听懂”和“能说”两项。幼儿量表包含194个动词和322个名词,研究只考察DD能说出的动、名词比例。
3结果
3.1成人言语输入分析
时间样本1
言语样本中共包含动词126种(type),612个(token),平均TTR为0.21;名词共102种(type),2648期陈杰等:成人言语输入对儿童早期单词获得影响的个案追踪719个(token),平均TTR=0.39。因此,无论type还是token动词比例都高于名词。进一步卡方检验显示,动词和名词在type上无显著差异(χ2=2.53,p>0.05),token差异显著,χ2=138.25,p<0.01。
在所有动词中,句首出现202次,句末出现80次,独立动词29个,因此所有出现在句中突显位置的动词占所有动词比例的51%;所有名词中,句首出现23次,句末出现92次,独立名词9个,所有处于突显位置的名词占所有名词的47%。父母说出的平均句子长度(MLU)分别为3.53和3.24。
时间样本2
时间样本2为DD9个月29天,此次成人言语输入中共包含动词77种,418次,平均TTR为0.18;名词59种,148次,平均TTR为0.40。。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动词和名词在type上无显著差异(χ2=2.38,p>0.05),token上差异显著(χ2=128.80,p<0.01)。
单词位置和句法结构分析显示,动词出现在句首112次,句末55次,独立出现20次,所有出现在句中突显位置的动词占所有动词的45%;名词出现在句首17次,句末43次,独立出现10次,所有处于突显位置的名词占所有名词的47%。父母说出的平均句子长度(MLU)分别为3.20和3.38。
时间样本3
此次追踪为DD10个月27天,成人言语输入中包含动词88种,303次,平均TTR为0.29;名词61种,123次,平均TTR为0.50。进一步卡方检验发现,动词和名词在type(χ2=4.89,0.01<p<0.05)和token(χ2=76.06,p<0.01)上都达到显著。
单词位置分析显示,动词出现在句首81次,句末40次,独立出现8次,所有出现在句中突显位置的动词占所有动词的43%;名词出现在句首13次,句末27次,独立出现11次,所有处于突显位置的名词占所有名词的41%。父母说出的平均句子长度(MLU)分别为4.28和3.19。
时间样本4
第四个时间样本为DD12个月27天。成人言语输入包括母亲和阿姨,产生的动词为60种218次,名词为41种83次,平均TTR分别为0.28和0.49。卡方检验显示,动、名词频数在type上无显著差异(χ2=3.57,p>0.05),token上差异显著(χ2=60.55,p<0.01)。
在所有动词中,句首动词出现68次,句末动词出现42次,独立动词12次,共占56.0%;所有名词中,句首名词出现9次,句末名词出现38次,独立名词13次,共占72.3%。母亲说出的平均句子长度为2.48,阿姨为3.87。
时间样本5
第五个时间样本为DD15个月1天。本次拍摄只有母亲一人看护,主要场景是读画报和闲玩。母亲言语输入中共包含70种250次动词(平均TTR为0.28)和70种216次名词(平均TTR为0.32),在type和token上动、名词都没有显著差异(χ2=0.00,p>0.05;χ2=2.48,p>0.05)。此样本中母亲平均句子长度(MLU)为2.76。
所有动词中,句首动词出现75次,句末28次,独立动词17次,突显位置的动词占全部动词的48%;所有名词中,句首名词17次,句末名词84次,独立名词48次,所有突显位置的名词占全部名词的69%。
时间样本6
此次时间样本中(16个月26天)成人言语输入包含动词121种685次,平均TTR为0.18;包含名词98种310次,平均TTR=0.32。卡方检验显示,动、名词type间无显著差异(χ2=2.42,p>0.05),动词token显著高于名(χ2=141.30,p<0.01)。
另外,父亲的平均句子长度(MLU)为2.97,母亲为3.31。单词位置分析显示,句首动词出现207次,句末动词出现95次,独立动词35个,因此所有出现在句中突显位置的动词占所有动词比例为49%;句首名词32次,句末名词93次,独立名词52次,所有突显位置的名词占所有名词的57%。
时间样本7
本研究最后一个时间样本为19个月5天。成人言语输入中共包含166种动词,共872次(平均TTR=0.19);150种名词,共364次(平均TTR=0.41)。动、名词在type上没有显著差异(χ2=0.81,p>0.05),而在token上,动词显著高于名词(χ2=208.80,p<0.01)。父亲和母亲的平均句子长度(MLU)分别为3.35和3.77。
单词位置和句法结构分析结果显示,在所有动词当中,句首动词共225个,句末动词173个,独立动词43个,所有位于突显位置的动词占全部动词比例为51%;所有名词中,句首名词35个,句末名词106个,独立名词47个,所有突显位置名词占全部名词的52%。
图1和图2为7个时间样本中成人言语输入的动、名词频率统计。
3.2婴儿词汇发展结果
整个追踪过程中,DD说出18种动词和24种名词,并且在15个月前动词数目要多于名词(见图3)。DD在10个月(时间样本2)开始说出第一个单词“打”,共56次。13个月时说出6种不同单词18次,分别为“打”、“来”、“阿姨”、“妈妈”、“这”、“个”。15个月时,DD不仅能够说出“妈妈”、“爸爸”、“姨”等人称词,言语样本中还包括“打”、“拿”、“背”、“走”四个动词和“笔”、“门”、“鸭”、“菜”、“牙”五个名词。在第17个月的观察中,DD共说出单词60次,17个种类(爸爸、妈妈、姨、娃娃、球、水、冬瓜、瓜瓜、臭臭、拿、尿、没、踢、热、凉、这、个)。其中,动词4个,名词6个,人称词3个,其它词类4个。在19个月时,DD说出44个不同单词,共142次。这些单词中,动词包括13类,28次,名词15类,34次。其中次数最多的11个单词依次为:个、妈妈、这、一、笔、拿、好、爸爸、包包、洗、没。
由于观察样本中DD的言语输出受到场景影响,单词理解能力也难以测量,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对CDI测量结果进行分析。CDI量表包含不同年龄段婴儿和幼儿词汇组成中相对容易和困难的不同词类单词,能够较全面的了解词汇发展的不同层面(单词理解和单词产生)。自然观察结合CDI量表结果,能够更准确了解被试语言发展的真实情况。
时间样本5
在MCDI量表包含的78个动词中,DD可以听懂66个单词,能说出6个(“抱”、“打”、“拿”、“飞”、“喂”和“下”)。动词理解(听懂＋能说)占所有动词的92.3%。在188个名词中,DD可以听懂124个,能说出5个(“牛奶”、“水”、“帽子”、“袜子”、“花”),名词理解比例占69%。动、名词相对比例为1.34:1(动词理解比例/名词理解比例)。
时间样本6
DD在此次测量中听懂的动词为62个,能说出14个(除上次6个外,还包括“睡觉”、“尿”、“要”、“撕”、“踢”、“玩”、“背”和“掉”),理解动词总数为76个,占97%。在188个名词中,DD能说出43个,可以理解其中的79%,动、名词相对比例为1.28:1。
时间样本7
之前的理解测量显示DD在17个月左右几乎可以理解所有的动词,因此此次测量采用幼儿问卷。幼儿问卷测量显示,DD在194个动词中可以说出其中的53个,占27%。相比时间样本6中能说出的动词比例(17%)有很大提高;在322个名词中可以说出其中的65个,占20%(样本5,样本6中能说出的名词比例分别为4%和23%)。能说出的动、名词相对比例为1.35:1。
因此,与成人言语输入一致,DD在三次MCDI测量中动词与名词获得的相对比例较稳定,且动词数目高于名词。
3.3具体场景分析
认图场景
对时间样本5中认图场景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母亲言语输入中动词数目为28次,包含11个种类(依次为“喝”、“是”、“说”、“想”、“翻”、“给”、“在”、“来”、“带”“到”和“完”);名词共出现83次,包含29个类别,其中出现最多次数的8个单词依次为“熊”、“娃娃”、“吉普车”、“水”、“火车”、“球”、“兔兔”、“鸭鸭”。无论type还是token名词频率都显著高于动词(p<0.01)。DD在此过程中没有说出单词(语气词除外)。
从母亲的具体语句分析来看,73个有效语句中(除只包含语气词的句子),47句为客体命名(例如:“娃娃！”“这是剪刀。”),占64%,9句为疑问句(例如“这是什么呀？”“两个小熊一样不一样啊？”),8句为祈使句(例如:“给娃娃喝水！”“小熊喝水！”)以及9句一般陈述句(例如:“兔兔说不喝不喝。”)。这些语句大多数与图片上的客体有关,因此包含名词较多。
吃饭场景
时间样本3包含部分吃饭场景,从结果来看,父母的言语输入中共包含37类97次动词,出现次数最多的11个动词依次为“热”、“吃”、“吐”、“来”、“放”、“吹”、“是”、“出来”、“摸”、“给”和“掉”。相对动词,此场景中名词出现的次数较少,共20类42次,其中出现最多的为“肉肉”和“饭”(除“爸爸”、“妈妈”)。χ2检验显示,动词频率显著高于名词(type:0.01<p<0.05,token:p<0.01)。另外,DD在此场景中共说出4类15个单词,依次是“这”(6次)、“个”(6次)、“拿”(2次)、“妈妈”(1次)。
父母的具体语句分析发现,在87个有效语句中,祈使句共42句,占48%;一般陈述句32句,占37%;疑问句8句;命名5句。大多数语句都与吃饭行为相关,较少涉及吃的东西,因此语句中动词比例更高。
游戏场景
时间样本7包含父母与DD玩电脑的游戏场景。言语输入分析结果显示,此场景中共出现39类100次动词和17类28次名词。动词出现最多的为“看”和“敲”;名词次数较分散,除“眼睛”(4次)、“画笔”(3次)“键盘”(2次)、“点儿”(2次)其余都只出现一次(除人称词)。动词的type和token都显著高于名词(type:χ2=8.64,p<0.01;token:χ2=40.50,p<0.01)。DD在游戏场景中共说出单词15次(7类),分别是“好”“要”、“一”、“二”、“爸爸”、“敲”、“没”。
游戏场景中父母与DD交流的语句共59个(除去语气词和父母本身的对话),祈使句29句,占49%,一般陈述句18句,占30%,疑问句2句。大多数语句与游戏动作相关,所有语句都包含动词,名词没有单独出现。
4讨论
本研究通过纵向追踪的方法探讨了汉语成人言语输入的动、名词频率和句法结构特点以及儿童早期词汇发展的动、名词差异。具体结果显示,除时间样本5(认图场景),成人言语输入中动词的次数(token)和种类(type)都高于名词。这一结果与英语成人言语输入形成对比(例如,Goldfield,1993)。成人言语输入中较高动词比例的特征影响婴儿早期词汇获得和发展,在本次追踪过程中虽然DD词汇量有限,但很早已经可以说出一些行为动词(10个月),并且动词占据较大比例。相比下,英语婴儿追踪结果发现,被试在16个月第一次说出动词,并且名词比例远远高于动词(Tardif,Casasola,Choi,&Meng,2006)。因此,本次研究结果对名词优势普遍存在的现象提出置疑,因此进一步支持Tardif等人提出的语言特异性(Choi&Gopnik,1995;Tardif,1996;Tardif,2006;Tardif,Gelman,&Xu,1999)。
4.1成人言语输入特征
汉语成人言语输入中动词比例较高与动词在句中的位置有关。在总体时间样本中处于句首、句末和独立结构的动词占所有动词的49%。这种省略主语和宾语的句法结构使得名词比例远远减少。
除了动词优势特征,成人言语输入还具有时间上的稳定性和具体场景的变化性。在七次时间样本中,单词的平均TTR、动词和名词的相对比例(v/n)、平均句子长度具有稳定性,没有随婴儿的语言发展而变化。另外,在不同的场景中,成人输入的动、名词相对比例具有显著差异:在“阅读”场景下,成人主要指导孩子对图片命名,因此名词在言语输入中占绝大比例(n/n+v=75%);相反,在“吃饭”和“游722心理学报41卷戏”场景下,成人更多指导孩子去完成一些动作,因此多以祈使句方式出现动词,使得动词相对比例分别为70%和78%(v/n+v)。这一结果与Tardif(1999)的研究较为一致。
以上分析表明汉语成人言语输入具有明显的动词优势。那么这种语言特异性是否会影响儿童早期词汇获得呢？
4.2婴儿早期词汇获得
虽然DD在追踪过程中说出的名词种类和数目要多于动词,但动词最早出现的时间和频率要远远早于和高于英语儿童。这一结果说明动词学习并非如此困难,汉语婴儿在词汇发展初期已经可以掌握相当数目的行为动词,因此对“名词优势”普遍理论提出质疑。
在本研究阶段,DD的词汇水平在15个月开始呈现显著增长趋势,观察场景中可以说出12个不同的单词。综合CDI测量结果,DD至少可以说出9种动词和9种名词,并且理解量表上92.3%的动词和69%的名词,因此也进一步证明名词优势并不普遍存在于儿童早期词汇中。17个月后,DD的词汇水平有了进一步发展,除了人称词、主动词和普通名词外,观察过程中也说出几个形容词和量词。在13类说出的单词中,动、名词比例没有很大差异。由于单词数量较少以及受到说话动机的影响,词汇分析需要进一步结合CDI结果。测量结果显示,DD可以说出14个动词和43个名词,占量表中所有动词和名词的18%和23%;理解的动词和名词分别占量表的97%和79%。因此,从单词理解水平来看,DD早期的词汇组成中动词仍占据优势。19个月开始,DD的词汇水平出现明显进步,在观察过程中可以说出37类单词。CDI分析进一步发现,DD能说出53种动词(占27%)和65种名词(占20%),基本进入词汇发展高峰期。此时能说的动词比例高于名词,再次置疑名词优势论(Gentner,1982)。因此,DD的早期词汇中虽然能说的动词并不多于名词,但动词理解比例仍占据优势,与成人言语输入的动词优势特征一致。陈萍等人早期进行的追踪研究也发现,汉语儿童最初词汇中动词出现的较早,而且也占据一定比例(陈萍,许政缘,1993)。
针对这种现象,我们认为,首先,成人言语输入中绝大多说动词位于句中突显位置,使得动词在知觉上更容易获得(Bornstein,Cote,Maitaletal.,2004;Casell,1995;Tardif,Shatz,&Maigles,1997)。
其次,儿童早期词汇获得受输入频率的影响
(Bornstein,Cote,Maital etal.,2004;Gentner,1982;Tardif,Shatz,&Maigles,1997),汉语的特殊句法结构使得动词频率明显增加。最后,成人言语输入中动、名词的平均TTR也具有一些特点:动词出现的type/token比例远小于名词(动词平均TTR为0.21;名词平均TTR为0.39)。这一特点说明不仅成人言语输入中动词的种类和次数都远远高于名词,每一类动词重复出现的次数也更多。这种多次重复的特征使得儿童获得动词更容易。
本研究中DD早期的词汇发展不仅反对名词偏向论,也对ECM理论提出置疑。ECM认为儿童语言发展早期主要采用知觉线索和天生的认知偏向获得单词,直到19个月后才出现社会线索的作用。但是,本研究发现在婴儿最初获得单词开始,社会和语言线索就对词汇发展产生影响。
4.3结论与局限
汉语作为表意文字,在结构上与拼音文字有很大差别,这种语言的特殊性会影响到认知加工(陈新葵,张积安,2008)。
本个案研究通过纵向追踪和详细分析,发现了汉语成人言语输入的特殊性,无论在单词频率、位置、句法结构上动词都处于优势地位。同时,这种言语输入与儿童早期词汇获得存在很大相关,进一步支持“语言特征”和“社会线索”的作用。个案研究在儿童语言发展领域相当普遍。近10年来,国际心理学研究相关数据库中已包含200余篇儿童语言发展的个案研究,涉及语音,词汇,句法等多个层面,并且覆盖第一语言,双语,非正常儿童等多重样本。虽然个案研究存在样本数量、分布和代表性等问题的局限,但此研究采用纵向追踪可以在自然环境中真实、全面、稳定地发现成人言语输入的规律并且可以记录儿童早期语言的发展过程。目前,国际上一些关于成人言语输入对婴儿早期词汇获得影响的研究主要采用自然或半自然观察方法,其发现与本研究结果一致(Naigles,2000;Naigles&Hoff-Ginsberg,1998;Tardif,Shatz,&Naigles,1997)。例如:Goldfield对12对英语婴儿与母亲的交流活动进行观察,发现母亲说出的名词比例高于动词,而这一差异与孩子说出的单词比例有显著正相关(Goldfield,1993);Tardif等人(1997)对六对英语、六对意大利语和十对汉语儿童与母亲自然交流的样本进行分析,发现母亲言语输入中的动、名词比例与儿童自发说出的动、名词比例一致,而汉语母亲动词使用频率更高。因此,本研究结果从成人言语输入影响、婴儿词汇发展趋势以及婴儿词汇获得的跨语言差异等多方面提供了证据,对大样本研究奠定了经验基础。建议之后的研究方向可以进行大样本追踪观察,进一步考察成人言语输入在儿童语言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转自《心理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