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C Psycho-Analytic Notes upon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 of Paranoia XII,3-79

作者⊙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译者⊙ 王声昌

页数：128页 出版日期：2006年3月27日ISBN：9867574648 

史瑞伯是佛洛伊德一名素未谋面的「病人」，他建构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宇宙理论，以及一套癫狂难解的神学观点。佛洛伊德透过史瑞伯所著的一本自传性回忆录，前所未有地清楚呈现妄想症患者的心灵运作。

　　丹尼尔．史瑞伯生于1842年，是一位博学、幽默、温文有礼的首席法官。他因出现幻想导致精神崩溃，数度被送往疗养院治疗，而这段患病的不幸经历，也被他生动详尽地写成篇幅庞大的《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回忆录》。从虑病失眠，到错觉、幻觉交逼，史瑞伯的身心饱受迫害折磨，一意求死，再到「神迹显现」，以弥赛亚自居，肩负着救世的使命，其间还穿插着要以昂藏的男子之躯，去势变性为女人的念头；史瑞伯的妄想症状多采多姿，令人叹为观止。不仅于此，他更在字里行间展开滔滔雄辩，为一切荒诞古怪的思想内容归纳出一套癫狂的逻辑。

　　透过这部以生命书写的病人志，再结合相关的病历记录，便成为佛洛伊德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妄想症患者进行分析的唯一凭借。超越史瑞伯的妄想内容表像，佛洛伊德抽丝剥茧地深入心性发展的核心过程，为妄想症的形成机转提出极具创见的论述，并启发日后的性别认同、女性情结、生殖、生死及存在等议题之研究

总序：重返佛洛伊德

王浩威

　　六、七○年代台湾精神分析的风潮，如同二、三○年代中国的精神分析风潮，又一次地消沉下去。回顾这样的发展轨道，「一而再地再出发」成为精神分析在中文世界发展的「症状」，是面临某些阻抗的必然结果。只是，我们不禁要问：这些阻抗，究竟是来自怎样的结构？

　　在〈不可能的语言〉里，台湾学者陈传兴曾经指出，在双重内在局限下，包括语言的内在差异和知识系谱传承的断缺，使用中文来翻译和研究精神分析佛洛伊德著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种「不可能」的工作。事实上，不只是翻译和研究，精神分析在台湾的实践临床实务，同样也面临不容易克服的困难。然而，除了「语言的内在差异」和「知识系谱传承的断缺」，台湾的社会结构或现代性问题，恐怕也是另一种阻抗的来源吧。

　　刘纪蕙亦问起：这种「压抑之复返」，这种「抗拒精神分析的『深层无意识之机制运作』是依附于甚么样的象征系统、认同机制、或是防御结构而展开的？或是此抗拒与压抑是自何处撤离欲力之投注，又是转而朝向何处投资？」她指出：「转而投资的，则是可以顾全健康清洁的、正常的、熟悉的native场域，家的场域。此『恐惧结构』（phobic structure）的内在封闭空间（enclave），以不同型态扩及于此文化社会脉络的层层角落，而展开了严又密的防御系统。」

　　精神分析的发明和潜意识的发现，之所以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原本就是和欧洲文明的个体化（individualized）（Z. Bauman）或现代性（Modernity，Harbermas语）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如果是这样，对于非西方的国家来说，精神分析的发展，恐怕是要将社会结构放在历史向度上进行更多的讨论。

如果精神分析有对象的话，这对象应该就是个体（individual）或自我（self）。然而，在中国这类非欧美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是远远不同于西方的。这种不同，可能是程度上的不同，也可能还有轨迹的不同。在资本主义未发展的国度里，群体原本就高于个体，甚至是没有独立个体可言。即使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非西方国家，个体或自我是否依循西方的方式在自己的社会里自然演化发生，恐怕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日本荣格学者河合隼雄就曾表示，日本的个体是不同于西方的个体，人与人之间还是有某一种「黏黏」的关系。

至于台湾呢？

　　二次大战以后，由于美苏冷战结构的缘故，1945年以后的台湾，一方面是美国文化全面性的输入，另一方面却是对外封闭而对内控制的威权政治。五、六○年代曾经在台湾发生的现代主义威潮，一来是十分美国化的现代主义，二来是「横的移植」，并非因应社会结构基础的文化现象，以致于七○年代写实主义的乡土文学批判下，就迅速地瓦解。自然地，随着六、七○现代主义风潮而发生的精神分析论述，也很快陷入断层的困境。

　　在美国扶植下，开始发展工业、进出口贸易和追求高经济成长的台湾社会，不知不觉地走向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八○年代，台湾的经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样资本主义化程度日益高度发展的结果，社会结构也不知不觉地开始出现变化。

　　七○年代台湾学者讨论西方心理学理论（特别是精神分析）是否适用到中国人心理时，经常会提出相对于西方之个体概念的家族概念，认为中国人心理是以「家族」而非「个体」为基础的。甚至有学者质问伊底帕斯情节恐怕不存在于中国人心理。

　　在七○年代以前，一方面是源自前工业社会的家族观念，另一方面是威权体制以法令和体制来强化家族结构而压抑个人，家族的力量一直都是持续保持着。在这情况下，只有「家族自我」（family ego）而没有个体或自我的可能。

　　只是，当资本主义发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台湾的威权体制早在军事戒严法结束（1987）之前，就已经开始松动了。政治上，八○年代初期民主思潮和社会运动如火如荼崛起；思想上，八○年代后期开始大量出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新马克思理论等等，一波又一波的风潮；在社会结构上，我们也看到家族的力量逐渐瓦解。

　　五○年代精神分析在台湾精神医学的发展，虽然因为精神药物陆续地发明而逐渐败退，但是在许多层面的影响（特别是药物仍无法涉足其中的）还是保留下来了。这其中包括了小区心理卫生、学校咨商制度、儿童精神医学、儿童心理治疗，还有家族治疗。

　　家族治疗发展，即便在西方，也是六○年代才逐渐具体成型的。然而台湾因为WHO的缘故，精神医学的发展，特别是社工人员的训练，一开始就充满家庭动力概念为基础的取向。1965年在陈珠璋教授的努力下，再加上当时精神科社工吴就君的投入，家族治疗很快地就成为普遍运用的模式。

　　七、八○年代，动力取向的个别心理治疗虽然沈寂了，但这同时却是家族治疗日趋活跃。家族治疗不再只是精神医学的治疗工具，甚至是小区心理卫生或学校辅导人员所热衷的。这种热烈的反应，显示出家族治疗的确可以满足临床实务的需要。

　　家族治疗的发展在吴就君教授的带领下，再加上吕旭立纪念文教基金会等民间机构的经营，在八○年代前半开始有完整的萨提尔模式训练课程。这样的需求，甚至促成1983年维琴尼亚·萨提尔（Virginia Satir）亲自来带领训练工作坊。

　　在这一个阶段，台湾经济开始起飞，农村逐渐瓦解而人口迁徙向都市，家族已经不自觉地陷入两难的拉拔。对个人而言，家庭可以提供的功能日益减少，然而家庭对个人的要求或命令却还是存在的。许多内心冲突的产生，恐怕就是个人在这样的家族结构冲突所造成的矛盾。自然的，家族治疗，特别是家庭重塑的工作，可以让人们了解自己和自己家庭所身处的困境，进而解决症状或问题。

　　只是当资本主义化的脚步还是没停下来，家族的力量越来越小，从这个「健康清洁的、正常的、熟悉的native场域」，也就是从「家的场域」（刘纪蕙语）中，个人被迫释放出来了。

　　这一切过程的发生才短短五十年，不论是对历史的发展而言，亦或是社会结构的变迁，都是十分迅速的。个人在一个还没有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社会中，不是像演化（evolution）那样自然发展的，而是既是被追赶出家园，也是自己逃出家园的。自然的，这样的个体是不同于西方的。在台湾，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各种心理治疗，当治疗开始面对个体时，往往也要面对个体对「失落的家园」的憧憬。

　　1981年，精神科陈永兴医师对台湾地区精神医疗的状况做一详实的普查，发现全台湾合格的精神科医师才九○名。然而，在这呼吁的时刻，刚好也是台湾高等教育开始普及而专业人员人数迅速提升的时刻，很快也就反应在精神科医师的人数上。直到今年（2004），台湾已经快有九百位精神科专科医师（不包括住院医师）。廿三年内呈现了十倍的成长。

　　八○年代后半，台湾思想界各种新的理论开始出现，家庭与个人的关系开始有结构性的改变，越来越不可逆转，包括精神科医师在内的各种心理卫生专业人员的显著增加，精神分析又开始获得年轻一代临床工作者的重视。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新型个案（譬如边缘性人格），都需要精神分析的能力。

　　在思想界，各种理论所引进的是以法国拉冈（J. Lacan）学派为主；在实务界，完全没有任何指示下，只因为要解决新的临床问题，克莱恩（M. Klein）以降的个体关系理论和科贺（H. Kohut）的自体心理学成为临床工作者不约而同的阅读。九○年代以后，精神分析书籍被大量地翻译出来，同时至少有三十人以上前往伦敦（如Tavistock Clinic）、巴黎、加州等地学习精神分析。

　　2001年十一月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Taiwan Institute of Psychotherapy）成立，2004年蔡荣裕、刘佳昌、杨明敏等人筹划的Taiwan Cen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开始运动。

　　廖运范在翻译《佛洛伊德》（1969）的序文里，曾经感慨地表示：「看看我们的邻邦日本，早在1930年就有这本书的译本，想想自己岂不有点心酸？其实佛洛伊德的著作，值得翻译的实在不少，如果有人肯致力于佛洛伊德全集的出版，岂不是读者无限的福气？」1993年，余伯泉在整理佛洛伊德中文著作时，感慨地表示：「然而二十年过去了，我们的佛洛伊德全集在哪里？我们的『愤怒』在哪里？」

　　这一波风潮与三○年代的中国和六○年代的台湾所不同的，是透过面对着自我的实务工作，而展开的精神分析运动；也是面对社会文化结构的症状，为解决问题而开展的精神分析阅读。

　　重回佛洛伊德是必然的，重新阅读佛洛伊德也是必要的──在新的社会结构上，在新的个体现象上。

　　重译佛洛伊德成为一种必要，不同时代的重新了解。2004年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与心灵工坊文化公司合作下，在临床实务工作者和精神分析研究者的合作下，将逐步将佛洛伊德的著作，重新翻译。

　　对台湾而言，这一次精神分析的发生将是无从复返正视持续压抑的永远的出发。

导读：百年来的回响

宋卓琦

　　一位曾高居德国德勒斯登（Dresden）上诉法院评议会主席的法官：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在公元1903年克服万难出版了一本详细描写他精神病历程的自传：《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回忆录》（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企图说服世人相信他精采的妄想与幻觉内容。1911年，佛洛伊德依据这本《回忆录》出版了一篇论文，也就是这本书，阐述精神分析的一些理论，包括了妄想症、自恋、同性恋等议题。之后陆续有许多学者，就哲学或精神分析的立场，评论《回忆录》的内容以及佛洛伊德的理论。如今这些讨论，已经成为常用的教材。

　　史瑞伯的《回忆录》之所以会引发这么大的回响，一方面因为他本身是位成就很高的知识分子，可以把他的整套妄想系统用文字详细地描述出来，公诸于世，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但在当时基于保护他家人隐私的因素，第三章相关的重要线索被删除，反而制造更多想象与臆测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佛洛伊德非但不对这些世俗视为疯言疯语的内容嗤之以鼻，反而对史瑞伯着迷。他提出极有创造力的论述，解读那些妄想歪理，并深入剖析人类复杂的内心世界，因此引发知识界的兴趣，不断加入引申、解读或反驳，而且将议题更扩大到性别认同、女性情结、生殖、生死及存在等等。似乎令人人有话想说。

　　佛洛伊德在本文的简介中建议读者先阅读《回忆录》这本书，才比较能理解他的理论。由于《回忆录》尚无中文译本，所以先根据《回忆录》与1956年鲍梅尔医师（Franz Baumeyer）依据史瑞伯住院的残存病历写成的论文，以及1992年娄森医师（Zvi Lothane）根据病历及访谈资料写的书，将史瑞伯的一生做一简略的摘要：

　　首先介绍史瑞伯的家庭背景。他出生于公元1842年，在两岁时，大他两岁的姊姊夭折。他的父亲在当代的德国是位影响深远的外科名医及教育学家，家教极严，但后来因脑伤而有人格改变及情绪障碍，最后在史瑞伯十九岁时死于回肠溃疡穿孔。三十五岁时，史瑞伯瘫痪的哥哥自杀身亡，他只剩母亲及两位妹妹。三十七岁时，他与小他十六岁的妻子结婚。后来她流产六次，一直没有亲生孩子，在史瑞伯第二次住院时，她收养了一个女儿。

　　史瑞伯在四十二岁那年，升任一个地方法院的首席法官，并积极参选议会，但失败了，不久他就发病住院。当时的病情是体重遽降及严重的虑病症状，他担心自己会死于心脏病，不会好起来。他话很少且情绪不稳定，住院中企图自杀共三次。这次住院中照顾他六个月的主治医师傅莱契教授（Paul Emil Flechsig），便是他日后妄想内容的主角之一。他在出院时已改善许多，但仍想象自己少了八、九公斤体重，认为医院说他增重两公斤是故意骗他的。

　　之后，他的工作表现依然杰出。到五十一岁时，他升任更高的德勒斯登上诉法院评议会主席。自我要求高加上工作压力大，年底就引发他第二次的精神崩溃，这次住院达九年，也终结了他的事业。此次发病前的征兆是一些矛盾的想法，在理智与梦幻间接触，内容是关于他又发病了，以及若能当个女人、沉浸在性交的欢愉中多好。初期症状为失眠、杂音式的幻听、忧郁及自杀念头。他自述病情的转戾点，是在他妻子因远行探亲而暂时离开他四天。当中某一晚，他梦遗六次（可能是妄想式的记忆）。从此之后，他开始幻听到傅莱契教授及其他人或鬼对他说话，被害妄想逐渐成形：他自认是位遭到猥亵的年轻女子，阴茎被扭断，全身器官都毁损了，很想自杀解脱，而陷害他的人正是傅莱契教授。他开始感到上帝和他接触，但后来他又认为上帝也是幕后黑手。不久，这个被害妄想演变为夸大妄想：他的器官经由神迹复原，成为不死之身。但因为上帝只懂得尸体，他身负救赎人类幸福的重任──也就是他必须经历数世纪慢慢转变为女人，再经由上帝的神迹使他受孕，产生新的人种，然后他与其他人类会自然死亡，大家才能重新获得喜乐状态，此处指的主要是性欲的快感。再接下来，他妄想女性的神经已经遍布他的全身，尤其胸部，他必须不断地从镜子中欣赏他的胸部并接触女性用品，运用想象力让自己如同一个女人不断地享受纵欲，否则上帝会当他是白痴而中断与他的接触。对于他的婚姻及妻子，他一直很肯定，但因为他的病及长期住院，他愿意结束这名存实亡的婚姻。

　　在那个时代，抗精神病药物尚未问世，他的妄想经历数年的自然演变，自圆其说而成一套神奇的理论，令他在道德与情欲间取得妥协。于是他所受的苦逐渐减轻，他的整体功能也在逐渐改善中。他于五十七岁开始写《回忆录》，并要求法院放他出院。但韦伯医师（Guido Weber）在专家报告中，认定他的妄想是无法治愈根除的，他的妻子也反对他回家，以致两度被驳回。不过从此之后，因他的情绪及生活功能恢复正常，而开始被容许更多的自由；他可以自行外出回家探视、购物、看戏，甚至独自旅行一周。当他第三次提出陈情时，韦伯医师在报告中指出，他的妄想与幻听虽然持续存在，但不至于妨碍他的生活功能或危害自己与他人，这才被法院判准自行出院，当时史瑞伯已六十岁了。来年他的《回忆录》也出版了，他过着似乎相当平静的生活，还会写情诗给妻子，但没住在一起。

　　直到他六十五岁那年，陆续遭逢老母去世以及妻子中风的变故，他又发病了。此次他变得难以沟通，大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起初甚至大小便弄得一遢胡涂，虚弱得必须坐轮椅。从他极少数能令人理解的只字词组中显示，他仍有幻听，认为自己的器官正腐败消失、医师是撒旦，但都没再提到以前那些神奇的妄想了。这次住院达三年半，直到1911年他六十九岁时，在院中死于心肺衰竭。

II 分析的尝试

弗洛伊德

　　藉由研究一些被害妄想的个案，使我和其他研究者一样相信，病人和迫害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可以化约成某种简单的公式。这个迫害者似乎被妄想加诸了许多力量与影响力，并掌握了所有阴谋的线索；假如此迫害者的身分可以被明确指认出来的话，那么，他不外乎就是病人在生病前的情感生活中，曾扮演着举足轻重角色的某个人；或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就是那个人的替身。这情感的强度被投射出来，以外来力量的形式呈现，但其本质却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个如今被当成迫害者而被憎恨与害怕的人物，曾经是那么的高贵、受人爱戴。在病人的妄想中，进行被迫害指控的主要目的，只是在为他自己的情感态度发生转变辩护而已。

　　我们记住了这样的论点之后，就来检视原先存在于史瑞伯和傅莱契──他的医师兼迫害者之间的关系吧。我们[第12页]读到，史瑞伯的神经症在1884和1885年间第一次发作，病程中「并未造成超自然界的任何意外事件」。当他处在这个被描述为「虑病」的状态时，症状仍局限在精神官能症的范围，而傅莱契正是治疗他的医师。那时候，史瑞伯在莱比锡的大学诊所待了六个月的时间。我们知道，当他痊愈之后，对他的医师感到五体投地。「最重要的是，在历经一段漫长的康复之路──主要是花在旅行的时间，我终于痊愈了；对于傅莱契教授的由衷感谢，我无法以言语形容。我借着一次私人造访，或者从我认为还算恰当的赞美中，清清楚楚地表达出这样的谢意。」事实上，在《回忆录》中，史瑞伯对傅莱契第一次治疗他时所发出的赞美之词，并不是全无保留；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他的态度已经有所逆转的话，这倒也容易理解。紧接着前面所摘录的内容，就很清楚地见证了在一开始，他对这位成功治愈他的医师，是如何充满了温暖和感激：「我内人可能怀着更深刻的感谢之情，她尊敬傅莱契教授，因为他使她的丈夫痊愈了。所以多年以来，她都把他的肖像立在写字桌上。」

　　因为我们无法得知他第一次发病时的来龙去脉（毫无疑问，这对于我们了解他更为严重的第二次发病是不可或缺的），只得盲目地探索那些在细节中还属未知的连结。我们注意到，当他在病情的潜伏期时（大约是从1893年六月他被指派新职，到同年十月到任之间），他曾反复地梦到神经症的痼疾又回来缠扰他。更有一次，当他在半熟睡中，突然觉得如果能够像个女人一样，承受着交欢的过程，那该有多美好啊。史瑞伯所报告的这些梦境和幻想有着直接的关联；如果把它们所对应的题材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可以说：当他回想起他的病情时，应该同时也唤起了他对医生的想象。而且，他在幻想中所采取的女性化态度，从一开始就是针对他的医生。也可以这么说，梦境中病情再度发作的情节，很可能只是单纯地表现了他内心的一股渴望：「我希望再见到傅莱契一面。」如果忽略他在第一次发病时的这些心智内容的细节，便会阻挠我们往这个分析方向的进展。很可能因为这次的生病，造成他在情感上产生依赖医生的感觉；但是现在，基于某些不明的原因，这些感觉被强化而带有一丝情欲的色彩。这种仍然被当作与个人无关的女性化幻想立刻遭到顽强的抗拒──套用阿德勒（Adler）的说法，这是一种纯粹的「男性异议」（masculine protest），但就意义上而言，与他所说的并不全然相同。紧接在女性化幻想之后爆发的严重精神病症状，把一切的事情都摊在眼前；只要能就史瑞伯表达出来的那种典型妄想症的模糊措辞略加修正，我们不难明白，原来这个病人真正惧怕的是假医师之手而进行的性虐待。这项令人惊奇的病因，是源于同性恋力比多（homosexual libido）的突然迸发，而此力比多的对象很可能就是他早期的那位医师──傅莱契。他自己不断与这个力比多冲动（libidinal impulse）抗衡的结果，就是产生冲突、引发症状。

　　在此，我将稍作停留，以静待可能出现的反弹与抗议声浪。任何熟稔当前精神医学发展的人，都必须要有面对冲击的心理准备。

　　「指控这位道德崇高的议会前主席史瑞伯是名同性恋者，难道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鲁莽、恶意的毁谤中伤吗？」──不是。这个病人自己已经向全世界昭告他想变身为女人的幻想，同时他也同意，顾全大局的利益比他一己之私的考虑来得更重要。这么说来，他已经赋予我们处理这些幻想的权利；并且在不加油添醋的情况下，我们将它们转译为医学的专业术语。

　　「没错，但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智状态并不健全。想要变身为女人，纯然是一种病态的妄念。」──我们并没有忘记这点，事实上我们所关注的也只是他这些病态想法的意义及其根源。我们受到他所刻画出来的傅莱契与「傅莱契的灵魂」间的分野所吸引。所以，无论是针对他的同性恋冲动，或是他不遗余力想去压抑这些冲动，我们都没有任何责难或反驳。虽然个案受到妄想的影响，当精神科医师们看到这名个案尝试着不要将潜意识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相混淆的时候，都应当从他身上学到一些教训。

　　「但是他并没有很清楚提到，变性之所以如此令他害怕，原来是为了傅莱契啊！」──这是对的，而且不难了解个中原因；他在回忆录筹备出版时，因为担心触怒傅莱契，所以他必须避免如此显著的指控。然而，即使他有这样的考虑，使得表达方式有所修饰，也无法掩盖他真正的指控。事实上，直到在以下这些段落被公开表示之后，这个顾虑可能仍持续存在着：「大约是在1894年的三、四月间，一个针对我的阴谋已经临到头上，它的目的就是要设计我，一旦我的神经症状被断定，或者只是被假定为无药可医时，就得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把我交付给某个人，：我的灵魂会被交给他……我的肉身将转变为女性的身躯，任由我们所说的那个人施行性虐待……」照这样的描述看来，已经不需要再多加说明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比傅莱契更符合这样的描述。史瑞伯待在莱比锡诊所的末期时，就曾经害怕「会被丢给护佐们」以供其性虐待。从史瑞伯病症晚期的妄想中，我们才发现他率直地承认了他对上帝的女性化态度；一开始被认定为何起因于这位医师的诸多怀疑，到这个时候才烟消云散。对于傅莱契的其他指控，更是在整本书中大肆回响。照他所说的，傅莱契一直想谋杀他的灵魂。我们知道，这病人本身虽然不明白这个罪行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但是和谨慎考虑下被阻止出版的那些内容有关（就像我们在被禁止出版的第三章所见到的）。如果从这个线索出发的话，又可以让我们再往前推进一些了。史瑞伯将这种谋杀灵魂的本质，具体地比拟成歌德的（浮士德》（Faust）、拜伦的《曼福瑞德》或韦伯（Weber）的《魔弹射手》（Freischｕtz）等轶闻，并在文章的其他段落举了其中的一个例子作说明。史瑞伯在讨论上帝所分化的两个部分时，分别将「下层上帝」和「上层上帝」对应为恶神和善神，而且在稍后对于这么做的原因下了一个注脚：「再者，举例来说，这个恶神的名号，也和拜伦勋爵的《曼福瑞德》中的灵魂杀手有关联。」被引用的这出戏剧，几乎没有一项可以和浮士德的灵魂交易相比拟；而且我试图去寻找有关「灵魂杀手」的出处，却徒劳无功。不过，这整部戏的重点和秘密，就埋藏于一对兄妹（或姊弟）之间的乱伦关系中。到这里，我们的线索就断了。

　　在这份报告的最后，我会试着回过头来讨论一些反对意见，但此刻我打算维持我的论点，也就是史瑞伯的病情是起因于突然的同性恋冲动。这个假设整合了史瑞伯病史中一些值得注意但令人费解的细节。当他太太因为健康因素而短暂休假的期间，这病患曾经历过一次「神经崩溃」，而对他的病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那之前，他太太每天都花数小时的时间陪他共进午餐；但当她离开四天之后再回来时，却见到他改变得令人很悲伤，他甚至不想再见到她。「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夜晚，让我的心智彻底崩溃；当晚，我的梦遗次数竟然出奇的多──足足有六次，而且全都在一夜之间。」从这里不难了解，他太太的出现得以保护他免受这个男子的魅力所吸引。此外，假如我们都同意，一个成年人的梦遗不可能没有精神上的附带意义，那么我们可以假设：这个病人在那天晚上的梦遗，应该是伴随着无意识的同性恋幻想。

问题是，为什么同性恋力比多会那么刚好在那段时间突然发生在这个病人身上（就是在他接受任命以及动身前往德勒斯登之间）？如果我们没有更精确地了解他这一生的故事，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一般而言，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是摆荡在异性恋与同性恋的情感之间，当其中一个方向的发展受到阻挠或令人失望，便很容易导向往另一个方向。我们不知道史瑞伯这个个案是否受这些因素影响，但我们不能轻忽，其中一个身体性因素可能有所关联；史瑞伯博士这次生病的年龄是五十一岁，正好是他性生活的关键阶段。对女性而言，这个阶段的性功能在历经一段性生活的活跃时期之后，已经迈入一个影响深远的退化过程；男性也不可幸免地受到相同影响，因为男性就如同女性一样经历着「更年期」，而且同样会染上伴随这阶段而来的疾病。

III 妄想症的机转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探讨了父亲情结。在史瑞伯的案例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且他的病情也一直围绕着这个充满渴望的幻想打转。但所有因素当中，并没有哪一项是我们已知的妄想症典型特征，也没有哪一项是我们在其他精神官能症找不到的（事实上是还没有找到）。因此，妄想症（或者说妄想性痴呆症）最具决定性的特征，必得从其他层次来寻找──换言之，要从症状所呈现的特殊形式来看。同时我们也必须了解，是否为决定因素，并不是取决于情结本身的特性为何，而是要由症状形成或抑制的机转来衡量。我们这么说好了，这病人最典型的妄想特征，就是他为了扼止渴望同性恋的幻想，而精确地用这种被迫害妄想来回应。

　　因此，在这些考虑中，我们更重视由经验推衍出来的事实，以便归纳同性恋幻想与这个特殊疾病间的密切（甚至是一种固定不变）关系。由于我对这个研究主题不是那么熟悉，所以过去这几年，我特别参加我的好友──苏黎世的荣格与布达佩斯的费伦奇，在这个主题上对一些妄想症个案所做的调查。这些个案，无论男女、种族、职业或社会阶层，他们的病史都提供作为研究调查的素材。到目前为止，我们很惊讶地发现，埋藏在所有个案病情最底层的主要冲突，都可以被清楚地指认出来，那就是对于同性恋渴望的防卫；倘若试图驾驭这些在无意识中被强化的同性恋欲望，结局往往导致痛苦，无一幸免。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严格来说，在妄想症的病因中，性的因素绝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非但如此，对男性而言，最醒目、重要的特征反而是来自社会的贬抑和轻蔑。但如果我们可以再稍微深入地探讨，就会发现在这些社会打击底下，真正运作的因素其实是情感生活中的同性恋情欲。只要某人是正常地过活，我们几乎不可能洞悉他心智生活的底细；这时候，我们很可能要怀疑，他与邻人之间的情感，无论是在实际上或只在萌芽阶段，真的可能和性有关吗？但对于妄想而言，是绝对不怕找不到这种关联性的。这种社交情感的起源，常能追溯到一个直接的、感官的色情欲念。不过，只要一个人还是健康的，就绝不会在寻常生活的字里行间泄漏任何有关同性恋的蛛丝马迹（即便他的妄想中明显地满是同性恋的渴望幻想），像史瑞伯博士这样。

　　现在我尽力（我认为这样的尝试是有必要而且是有道理的）来说明这整个心理过程的相关知识；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精神分析，才使我们得以了解同性恋欲望在妄想症的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最近的研究调查中，已经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力比多发展的其中一个阶段，也就是由自体情欲通往对象爱（object-love）的过程；目前，这个阶段已经被命名为自恋（narcissism），以下将会进一步说明这个过程。个体发展到一个阶段，将会开始整合他的性欲力（在此之前，只局限在一些自体情欲活动）以得到一个爱的对象（love-object）。一开始，他会把自己及自己的身体，当成是爱的对象；随后，他会从这个阶段过渡到选择一个异于自己的人作为对象。由自体情欲进展到对象爱的过渡阶段，很可能是一种无可避免的正常现象，但许多人似乎在这个阶段很不寻常地徘徊不前，同时也把这个阶段的许多特征带向他们发展的下个阶段。最重要的是，在个体的自我中被选作为爱的对象的，极可能就是生殖器官。这么一来，发展的趋势便导向选择具有相同生殖器的外在对象──也就是同性恋的对象选择（object-choice）；过了这阶段，才会转成异性恋。可以这么说：那些在日后显露出同性恋特质的人，仍拘泥在选择和他们自己有着相同生殖器的对象，而没有从这种束缚的状态解放出来。在这样的前后关系中，探讨相同生殖器官对两性影响的婴幼儿性理论，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力（参见1908年出版之《论儿童性理论》（On the sexual theories of children）。

　　一旦异性恋的对象选择阶段达成之后，同性恋的倾向并不会如我们所想的那样，从此远离或就此打住，它们只是从原来的性目标转个新方向。此时，他们结合了一部分的自我欲力（ego-instincts）──就像「依附」（attached）的部分，得以建立社会欲力，并将其中的情欲因素转而投注在友情、同志之谊、团队精神以及对人类的大爱之上。在正常人类的社会关系中，我们实在很难想象，竟会有这么多是出自于这种情欲因素（伴随着对性目标的压抑）。这一点都不奇怪，正由于这种同性恋情欲，特别是抗拒而不愿耽溺在这种感官情欲的人，才会积极主动地对人性共通旨趣有所贡献──正是来自于他们对情欲欲力的升华。

　　我在《性学三论》[Standard Ed., 7, 235] 中已经表示过，人类性心理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可能出现「固着」，而形成一个发病的关键点。没办法让自己从自恋阶段彻底解放的人──换句话说，他让自己固着于一个将导致发病的关键点上，因为一些异常强烈的力比多找不到其他宣泄出口，导致社会欲力对性的过度投入，而抵销发展过程中的升华作用，并使自己身涉险境。这样的结果可以出现在任何能造成力比多逆转的事情上（也就是造成「退转」（regression）。就一方面来看，无论是因为对女性感到失望，使力比多间接地增强；或是因为与其他男性在社交关系上的受挫，直接造成力比多的抑制──这两者皆是「欲求不满」的例证；而另一方面，也许力比多在普遍增强后，变得非常旺盛，以致于无法沿着既成管道寻求发泄的出口，结果就在最脆弱的地方，溃决而出。从我们的分析中显示，妄想症患者不遗余力地保护他们自己，避免在社交欲力的投资（cathexes）中产生对性的贯注。促使我们臆测，他们发展过程中的脆弱点，也许是介于自体情欲、自恋和同性恋阶段中的某一处；促使他们发病（也许需要做更精确的定义）之处，必然就是上述提及的某个阶段。克雷培林（Kraepelin）所称的早发性痴呆，或者布洛依勒（Bleuler）所称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病患，可能也有相似的倾向发病之处。我们寄望在将来可以找到相关的线索，藉以回溯病患们在这两种疾病（就它们的型态与病程），及其相对应的固着发生起源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