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彭特和迪斯塞尔（Aponte &. Dicesare,2000)看来，结构治疗对家庭治疗的实践有两个值得特别注意的贡献：（a）它证明了贫困的家庭，包括那些生活在“混乱的贫民窟”中的家庭都能受益于家庭治疗；（b）检验家庭结构的观点（包括那些已变得支离破碎或者组织涣散的家庭），可能是治疗功能失调家庭的一个强有力的切人口。该模型一直注意社会因素在家庭功能和更大的社区系统内所起的作用。

治疗目标

因为结构主义者认为家庭成员的症状是家庭结构不能适应正在改变的环境或者发展要求所产生并维持的，所以他们认为如果家庭已重建自身从而让其成员自由地、以非病理的模式彼此联系，那他们就达到了治疗的目标 (Prochaska Norcross, 1999)。这些作者进一步指出，改变一个家庭的结构需要改变其应对彼此的规则，并继而包括改变系统僵化的或者模糊的界限，以达到更大的界限清晰度。

结构治疗的努力指向当前，且以行动先于理解的原则为基础。也就是说，行为导致新的领悟、理解及结构的重新排列。家庭结构治疗的重要努力在于主动、直接地挑战家庭的互动模式，迫使成员不只是注意被认定患者的症状。以便在家庭结构（支配家庭互动模式的内隐规则）的背景中观察他们所有的行为。这里的目标是帮助家庭改变其刻板的交互摸式，重新定义其关系，从而帮助成员更好地应对他们生活中的应激（Colapinto, 2000）。

正如米纽钦和尼古拉斯（Minuchin &- Nichols, 1998)所看到的，比如在婚姻关系中，一方的行为是与另一方的行为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的行为是互相决定的，从属于形成合力的或者冲突的交互力量。结构治疗师的任务是将伴侶从他们的自动结合反应中分离出来，并在这个过程中，帮助每一方发现他的或者她的个性、权力和责任。

结构主义者向家庭提供领导、指示及鼓励，当家庭情境和发展阶段改变时，使家庭检查并放弃僵化的、不再具有功能的结构并在结构中做出适应性的改变。例如，家庭成员相对地位的改变，可能是适宜的。比如，丈夫和妻子之间应有更多的亲密，或者母亲和儿子间应有更多的距离。父母通常在其中行使权威的层级关系，在一些情况下可能重新定义使之更具弹性，而在其他情况下可能要强化。结盟与联盟可能被探索，根深蒂固的冲突被承认，其他规则也要考虑。这里用科拉品特（Colapinto, 1982）提供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治疗师可能要求一位母亲每当她的丈夫和儿子之间的争吵达到特定的程度时，避免自动地干预，同时可能敦励父亲和儿子不要因为使母亲沮丧而自动中断争论。对结构主义者来说，改变功能失调的行为与消除症状的最有效方式是去改变维持这些行为和症状的家庭互动模式。

虽然，结构主义者的治疗努力在实践中不总是完全独立的，但它通常按照这种顺序依次进行：

1. 介人和顺应家庭
2. 评估家庭互动
3. 监控功能失调的情境
4. 重建互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