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洛伊德在第二精神装置理论架构中使用的词汇，指由自恋(自我之理想化)以及对双亲、替代双亲对象及集体理想等认同所汇集而成之人格审级。作为一个分化的审级，自我理想构成主体力图与它相符的一个典范。

在佛洛伊德的著作中，不易界定出“自我理想”一词的单一意义；此概念多变之因在于，它与超我观念以及广泛而言第二精神装置理论的逐渐建构有密切关系。例如在《自我与“它”》一书中，自我理想与超我被作为同义词使用；但在其他的文章中，理想的功能则被认为是一个分化的审级，或至少是一个个别的次结构，在超我当中(见：超我)。

“自我理想”一词首见于《自恋导论》，指精神内部一种相对自主的形成物，其作用在于作为自我的参考以便自我评估其实际成就。它的起源主要属于自恋性质：“他[人类]投射在自己面前的理想，是其童年失落之自恋的替代物；当时，他本身便是自己的理想”。这种自恋状态——被佛洛伊德比较于一种真正的自大妄想——之所以被放弃，主要是由于双亲对儿童的批评。应注意，这种被以一个个别精神审级——即检禁与自我观察审级——的形式内在化之批评，在《自恋导论》全文中始终与自我理想有别：它“……不断地观察当下的自我，并鉴于理想来予以衡量”。

在《群众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一书中，自我理想的功能被置于首位。佛洛伊德认为这是一种与自我截然分化的形成物，并可藉此说明某些现象，特别如爱意迷恋、对催眠者的依赖以及对领导者的臣服等；所有这些例子中，主体均将一个外人置于其自我理想的位置。

这种过程是人类群体构成的主要因素。集体理想的效力来自于个体“自我理想”的汇集：“……某些个体将同一对象置于他们自我理想的位置，以致他们在其自我中彼此认同”：反之，这些个体本身在一系列对双亲、教育者等的认同后，亦均成为某些集体理想的保存者：“每个个体均为许多群体的一部分，他被多方面认同所联系，而且依据迥异的典范建构其自我理想”。

在《自我与“它”》一书中，超我一词首次出现，并被视为自我理想的同义词。这是一个汇集了禁止与理想功能的唯一审级，其形成是透过对双亲的认同，并且相应于伊底帕斯衰退：“[超我]与自我的关系并不限于‘你必须(像父亲)这样’这个训诚；它还包含‘你不许(像父亲)这样’的禁止，亦即不得做所有父亲做的事；许多事是父亲专属的”。

《精神分析导论补篇》一书则再度引进一种区分：超我犹如是一个概括性结构，它包含三种功能：“自我观察、道德意识与理想功能”。最后两种功能的区别，特别表现于佛洛伊德试图在罪恶感与自卑感之间树立的差异上。这两种感觉均为自我与超我之间紧张关系的结果，但前者关乎道德意识，而后者则与自我理想有关，因为自我理想是受人爱慕而非令人畏惧的。

*：精神分析文献证实，超我一词的出现并未拭除自我理想一词。大多数论者均未将它们作为同义词使用。

关于“自我理想”一词的意义，一般均有相对的共识；反之，关于它与超我以及道德意识的关系，概念上则有分歧。加以论者们时而称超我为一个总体结构——如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补篇》中所称——包含各种不同的次结构，时而又较特定地称之为具有禁止功能的“意识之声”，因而使上述问题更形复杂。

例如，对伦博格(Nunberg)而言，自我理想与禁止审级两者截然不同。他不仅就自我当中被引发的动机来区分这两者：“自我服从于超我是由于害怕遭受惩罚，而它之所以臣服于自我理想则是由于爱慕”，同时也就它们的起源予以区分(自我理想的形成主要依据爱慕的对象；超我的形成则是依据畏惧的人物)。

虽然就描述层面而言，此种区分似乎可以成立，但就后设心理学观点而言，此区分仍难以严格维系。因此，许多论者基于佛洛伊德在《自我与“它”》一书中的论点(上述引文)，强调理想与禁止两个面向之间纠葛的关系。例如丹尼尔•拉嘉许(Daniel Lagache)即论及一种自我的超我-理想系统，并在其间建立一种结构关系：“……超我相应于权威与自我理想，其方式则有如主体行为必须响应权威的要求一般”。